【專訪】前金馬獎主席焦雄屏:真想做電影,沒有人可以給你建議

2017-11-26
焦雄屏

文丨斯想

20年前,焦雄屏看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她不假思索的說:“姜文這小子,氣吞山河!” 對,這就是我們經常聽說的焦雄屏,遇見好電影她是非常熱血的。我們知道她是電影監製學者,曾憑藉關錦鵬導演的電影《阮玲玉》入圍第28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她被國際電影圈譽為“台灣電影教母”,是台灣和大陸電影人的幕後推手,出任金馬獎主席期間,她第一個喊出了:“電影要換代、青年導演要出來。”

“中國電影人不該只提供最低門檻的感官享受”。對,她時常語出驚人,但又一語中的。本次採訪中,她語重心長的說到“社會把金馬獎當秀,這是畸形現象,我不看好這種趨勢。”她很敢說,因為她始終還是容不下有些業界甚至電影人將電影娛樂當做唯一功能,把影展當秀場。談起和現任金馬獎主席張艾嘉“相知相惜”的四十年,她又滿懷深情。無論是一碗湯還是一杯茶,我們都看到了電影人焦雄屏的美麗與哀愁。

採訪焦雄屏地點是杭州喜來登酒店的自助餐廳,面對來來往往的媒體人,一碗雞蛋面她吃了整整一早上,但她還是對在一旁等待的我投來了“抱歉,讓你久等”的目光。落座那一刻,焦雄屏主動與我握手,此時雞蛋面已涼透,服務員過來加了熱水,我簡述自己的採訪“焦點”,很快,我們就進入了熱氣騰騰的對話。

焦雄屏(右一) 致青年電影創作者 “編劇不要喧賓奪主,對白太多”

編劇幫:您覺得如今的青年電影創作者普遍存在著哪些問題?

焦雄屏:我覺得主要的問題是有些編劇在創作時會喧賓奪主,對白太多,忽略了影像的重要性。其實編劇在構思作品的時候,除了考慮人物關係、角色情感、劇情走向、主題和社會性之外,有很大一部分還是需要有電影感的。寫劇本不能寫成小說或者對話錄,在注意電影化的前提下,有些東西要用場地、動作代替冗長的對白。

還有就是當代很多青年編劇是學院派出身,很多東西是轉換性的經驗,不是他原創性的經驗,所以他的東西看起來不夠精深、不夠原創。會覺得學院派的痕跡太深,還有就是一些其他影視作品似曾相識的情節或手法太多,這其實也是當下資訊太豐富帶來的負面結果。

編劇幫:您在監製時是如何去把關劇本的,會有哪些標準?

焦雄屏:因為我的背景跟別人不一樣,我做監製考慮的是全面性,這個全面性包括我在看作品的時候喜歡先幫作品清楚地定位,因為我覺得幫助編劇或者導演定位以後,你才能發揮所長,儘量展現你的優勢。我在給作品定位時會考慮作品創作的意義、將來執行的可能性、在產業上的限制、在未來投入上潛在的困難等等,我會把這些統統納入定位的標準里。

當定位確認以後,導演在編導方面往下進行的時候,我就能提出解決某些問題的方案,和編導成為互補,這是我作為監製重要的狀態。我覺得在創意上,我監製的作品《十七歲的單車》《藍色大門》《白銀帝國》《戰·鼓》,甚至包括《聽說》,常常都是導演創作生涯中挺重要的代表作,這個我比較自豪。

《十七歲的單車》、《藍色大門》、《聽說》海報 把金馬當秀,是畸形現象 “金馬是一個特殊的狀態,它不代表整個台灣”

出任金馬獎主席已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兒了,十年後的今天,她奔波於大陸和台灣,監製著不同的影視作品。談起金馬獎,她依舊心生感慨。第53屆台灣金馬獎全部的22個獎項中,大陸電影和影人包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四項主要大獎在內的12個獎項。

因為就是當年焦雄屏出任金馬獎主席後,開放了大陸電影進入金馬獎的評選。使得金馬獎的範圍一下子擴大到了整個華語電影圈。過去十年,香港、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電影紛紛湧入金馬,先後帶來了《面子》《意》《海南雞飯》《爸媽不在家》《八月》《分貝人生》《嘉年華》等類型多樣的“華語電影”。讓全世界華人一起共享金馬榮耀。

編劇幫:前些年,台灣本土電影在金馬獎的表現都不是非常理想,今年《大佛普拉斯》《強尼凱克》《川流之島》等新人導演作品紛紛入圍金馬,而且反響都很不錯,您覺得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台灣電影在今天有這樣一個表現?

焦雄屏:我覺得是政府跟社會給予了年輕人非常多的機會。其實我在金馬獎擔任主席的時候,我第一個喊出了電影要換代,年輕導演要出來的口號。那個時候開始變成一種風氣,不僅是在資金和創作上的輔助,公共電視和學校教育還給年輕人提供很多試煉的場地,一直努力去彌補青年電影人從學校跨越到社會之間的障礙。以前從學校到社會通常是從學徒做起,經年累月才能跨越這些障礙,而現在在制度、資金、經驗的共同輔導下,這些青年很快就會發揮所長。

編劇幫:為什麼台灣的電影工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

焦雄屏:台灣沒有電影工業,市場太小,基本上電影還是手工業的狀態。台灣新電影一直都不構成工業改革的條件,它是許多個別的作品形成一個集體,這個集體的力量在新電影時代非常旺盛,但是市場很快就萎縮了,商業電影或業界把整個電影市場的喪失歸罪到新電影身上,但這個結論是錯的,其實是因為沒有替代性的商業電影。

那個時候本來是瓊瑤跟黑社會作品還有商業市場,但是後來年輕觀眾不愛看了,不要看瓊瑤電影,也不要看黑社會暴力電影,所以流行歌曲界就出現了民歌,電影界出現了小清新的作品,觀眾就都趨之若鶩。趨之若鶩並不能形成工業界的一個集體成果,所以它對產業其實是沒有造成改良的效果。

現在的情況也差不多,每年也會冒出來幾個個人工作坊式的手工業產品。雖然現在的資源很豐富,政府給的輔導金很多,很多大陸的公司也不斷地來台灣發包,但這些都沒有構成集體的力量,也不足以改編工業的狀況。

編劇幫:這些年大陸的藝術電影在金馬獎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商業電影在票房屢創新高的同時依舊存在缺少真正的“好作品”。您會不會覺得有一種冰火兩重天的感覺?關於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有沒有可能找到不錯的平衡點,共同去發展呢?

焦雄屏:其實有很多人也在嘗試,我覺得大陸已經有一些電影人在商業體制跟藝術體制中間找到一個會合點,比如寧浩、程耳、曹保平等等,他們的電影都有很強的個人風格,帶有很強的藝術質量,相當程度上也受到觀眾的讚揚。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中國電影的希望。而且中國的藝術電影,只要它抓到社會的關注點,它一樣會有驚人的市場爆發力,像《岡仁波齊》《二十二》就是如此。所以我覺得不是冰火兩重天,反而我覺得中國的藝術電影擁有全世界非常傲人的觀眾基礎,藝術電影正在爆發當中,我還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拍那麼安靜的藝術電影能夠得到這麼好的票房,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在台灣商業電影也好,藝術電影也好,都沒有足夠的人看,也不會改變市場。你們從外界社會來看都覺得台灣很幸福,台灣的年輕導演很幸福,得到很多寵愛。但金馬是一個特殊的狀態,它不代表整個台灣。而且大眾看不到很多提名的電影,現在跟社會越來越脫節。我們以前在媒體工作的時候,大家都會用大篇幅討論電影的品質、電影的社會意義或藝術傾向。但是現在媒體和社會看金馬把它當成秀來看,看看明星穿的什麼衣服,在台上講的什麼幽默的話。我覺得是一個畸形現象,我很不喜歡這個趨勢。

與張艾嘉“相知相惜” “ 大家是在比人生,又不是在比一時的成敗 ”

焦雄屏、張艾嘉 從第51屆開始,張艾嘉就從侯孝賢手中接過了“金馬獎主席”重任。在任四年(今年即將卸任),她開創了“金馬獎紅毯之夜”並鼓勵入圍的電影人攜伴侶參加典禮一起共享榮耀。同時“金馬創投”、“金馬電影學院”依舊在為年輕電影人提供更多的機會。焦雄屏談起張艾嘉,非常的感慨,她用“相知、相惜”來形容她和張艾嘉40年來的“友情”,她也非常喜歡《相愛相親》。

採訪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們試著回到最初訪問的主題——“致青年電影創作者”。其實一路談下來,我們的話題看起來並沒有深入到創作本身,但又無時不刻都在圍繞著創作,正如張艾嘉所說,“我始終都是在寫人的故事,地域怎會帶來創作的障礙”。焦雄屏說我們比的不是一時的成敗,而是人生。而所謂的“比較”,更多還是在於自己。在於創作者本身。我想,當千千萬萬人的故事構成了你我片刻的共識,這大概就是身為電影人最大的價值吧!

編劇幫:張艾嘉導演的《相愛相親》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但是在市場上卻受到了冷遇。張艾嘉說,她覺得創作很孤獨,做文藝片非常的辛苦。您能不能給同樣處在孤獨中的創作者們一些好的建議?

焦雄屏:其實我也在她這個行列,她跟我是40年的老朋友,我們有一種相知、相惜的感覺。因為一路走來,每個人的冷暖自知。有的時候會覺得我這麼努力端出一碗飯給大家吃,端出一碗湯、一碗茶招待各位,大家卻不領情,會有一種失落感,但是這個失落感也讓你覺得你還有努力的空間。

張艾嘉和我的個性就是都會一直這麼走下去。不會說因為這個電影好或者票房好就得意忘形,一個電影票房不好,你就人生乏味,不會,這個是你要走的路,你就堅定地走下去。大家是在比人生,又不是在比一時的成敗,但人生也不用跟別人比,你該做的事就做。我覺得她跟我都比較相知相惜的地方就在這裡。像方勵這幾天插科打諢在台上開玩笑,我們都理解,我覺得都是相知相惜,因為大家已經攜手走太久了。從理想到仍工作著、跌了跤再生或者再作著,這都是人生最寶貴的經驗,我們珍惜還來不及。

編劇幫:對還沒有獲得機會,或者還沒有走上編劇這條路年輕人,您有什麼建議?

焦雄屏:如果人生的道路還在決定我要不要做這件事那就不適合做,因為要做的人都會不顧一切去做。以前我有一個朋友,當年他跟我一起學導演的時候就很著急,因為他爸老說他:“你怎麼會去學電影?沒飯吃”。我另一個朋友就跟他說:“那你就去學電腦,只差一個字。”當然他沒有去做這個事,後來成了很好的導演。

我講這個事情的意思就是說,其實你自己內心真正想做的時候,沒有人可以給你建議,你就不計一切地去做,一定會成功。想做就不會害怕失敗,因為你的失敗就是你下一次再生最好的源泉。

來源:編劇幫

原標題:專訪前金馬獎主席焦雄屏:真想做電影,沒有人可以給你建議 (1350期)

最新更新時間:11/26 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