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華電影是真實事件改編的嗎 嘉年華電影結局介紹

2017-11-26

嘉年華電影是真實事件改編的嗎國內很少有這種揭露社會和人性陰暗面的電影,近幾年令人們印象深刻的電影還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盲山》和《親愛的》,電影《嘉年華》雖然不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由於上映時間正好是某幼兒園事件爆發的時候,也引起了高度關注。

本周,一部名為《嘉年華》的電影上映,與當下現實產生某種鏡像般的勾連,它講述的是少女遭遇性侵後的故事。

性侵、少女,單單這兩個詞就能引發人們多種聯想,也許是被提到無數次的韓國電影《熔爐》,是泯滅人性的犯罪者的醜惡嘴臉,是女孩血淋淋的受虐現場。但在《嘉年華》里,這樣的鏡頭一個都沒有。文晏說,“我不想展示暴力,這不是我的重點。”和那些激憤、悲鳴的文章不同,《嘉年華》實在過於克制,即便講述那麼殘酷的故事,始終保持敘述的冷靜,它時刻警惕煽動觀眾的情緒。

寫劇本的時候,文晏一直在觀察生活中遇見的那些女孩兒們。“她們真的太美好了,如果這個社會是特別善意和特別保護的,她們會有那麼美好的人生。然後……我們真的做的太不夠了。在她們長大的過程中,你就會發現她們一點一點地往下走,在走下坡路。我覺得這種美好,我無論如何都要表現出來。”

文晏想給她的主角一些溫暖,因此把故事放在一座四季如春的海濱小城。小城裡有一座巨大的夢露雕像,女孩兒喜歡在夢露的腳下徘徊,看夢露飛揚的裙角和塗著紅色油漆的指甲,不遠處的海邊,很多新人穿著婚紗在這裡拍照。

13歲的小米和12歲的小文在這裡相遇,她們都來自缺失關愛的家庭,也都是人們眼中的問題少女。從北方流浪到這裡的“黑戶”小米在一家旅館做清潔工,一天深夜通過監控目睹了一場性侵害的發生,小文是這起案件的受害者之一,小米作為目擊者牽連其中,從最初的隱瞞事實到後來吐露真相,兩個女孩的命運偶然交集,然後各自走上分叉的人生。

文晏的處女作《水印街》曾被提名威尼斯電影節新銳導演獎,《嘉年華》是她的第二部作品。三個月前,《嘉年華》作為唯一一部華語電影,入圍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馬獎上,它入圍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三項提名。獎項傍身,新聞熱點,並沒有給《嘉年華》帶來太多排片上的優勢,上映首日排片量僅有1.6%,不少人為之搖旗吶喊,呼籲更多觀影場次:“打破沉默,救救孩子。”目前,電影的排片量上升至3.5%。

電影為什麼叫嘉年華為什麼為影片取名“嘉年華”,文晏一遍遍解釋:“我們身處一個嘉年華式的時代,無比喧囂,無比光鮮。就像坐上了過山車,大家都沒有辦法停下來,去思考光鮮背後那些陰暗角落裡的人和事,而這恰恰是我想關注的東西。”

四年前,文晏在報紙上讀到一則兒童性侵的新聞,隨著關注加深,相關報道的不斷轉發,她發現類似的案件幾乎每天都在上演,“到處都有,很多不了了之,有的敷衍了事。”看到越多這樣的故事,她越發憂慮,“我一直在想,這些孩子究竟該如何面對以後的生活。”

一份來自“女童保護”項目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去年,性侵兒童事件平均每天曝光1.21起,全年媒體公開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件433起,其中,女童遭遇性侵人數占比超過九成。“能曝光的僅僅是其中一小部分,能夠立案的是更少一部分,事實上發生的要比我們想像的更多。”文晏說。

2014年,文晏擔任製片人的《白日焰火》上映後,她終於有了一段相對安靜的時間去寫一直想寫的劇本,她想把她這幾年的思考和擔憂通過電影的方式呈現出來,這並不容易。

簡單引起情緒的共鳴,或是刺激觀眾的淚腺引發短暫的同情,在文晏看來,這只是在消費他人的苦難,可是然後呢?“我無法假設,無法真正體會當事人所經歷的那一切。直到我找到旁觀者的角度,我才敢坐下來寫這個劇本,也是在反省自己作為旁觀者的責任。”文晏設計了小米這個“旁觀者”的角色,並刻意隱藏了她的身世。“她實際上承載了我們每一個人的過去,她就像是我們每個人的影子。”

《嘉年華》僅僅通過幾個鏡頭交代了侵害的發生,故事的重心並不在於案件本身,案件只是媒介,重要的是思考整個社會的肌理之中,毒液究竟是如何注入並進行惡性循環的。電影所要追問的是,在這些侵害發生之前,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釀成惡果;在案件發生之後,又是什麼造成了少女的二次傷害;為什麼侵害成為受害者一生的恥辱,而加害者卻能逍遙法外。在影片中,性侵少女的官員甚至沒有一個特寫鏡頭,他的樣子被模糊了,就像很多不了了之的案件,真正的罪犯沒有得到曝光,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在西方,加害者會被列入黑名單,從此他的檔案就會有污點,比如說他是一個講師,以後不能再從事教育工作,會有非常嚴格的約束,這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文晏說。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

電影中很多時候,小文和她好朋友新新就像未曾經歷過慘劇一樣,在遊樂場裡嬉笑玩耍,這讓人聯想到那些性侵害事件發生後,家長詢問孩子真相,孩子描述起那些令人髮指的行為,就像講述一個遊戲。

文晏在寫劇本的過程中,走訪了大量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他們和受到性侵的兒童有過接觸,專門給這些孩子做過心理輔導。“發生這些事的時候,他們普遍年齡很小,還處在比較懵懂的狀態,因此不一定會表現出非常強烈的創傷反應,好像把這個事情忘記了,看上去沒有問題。但是很多年以後,這些東西會重現於她們的生活,甚至給她造成非常非常巨大的困擾。”

在侵害發生的年紀,她們最多會交換一些來自成年人的拷問:“你知道什麼是處女膜嗎?”她們也許不會想到,在此後的人生中,冷眼、傷害、羞辱將如影隨形。

電影里,新新的父母覺得案件敗露有傷風化,和罪犯提出交易,用未來的學費和一部蘋果手機,賣掉了本該屬於女兒的公正和“清白”,也正是新新的父親,為了仕途把兩個女孩當作貢品認“領導”當乾爹,羊入虎口;警察隊長一次次讓小文複述當晚的遭遇,言語中充斥著懷疑和羞辱,仿佛身為女孩就是原罪;學校老師對校園霸凌不聞不問,將問題推給家長,對年幼的孩子冷嘲熱諷;而小文的母親,在案發之後不僅沒有給予心理疏導,反而是耳光和責罵,她剝奪小文穿裙子的權利,剪掉她一頭長髮,“讓你穿這些不三不四的衣服!”

文晏一直在想,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周而復始,她也覺得很困惑。“可能是現在社會發展得太快了,成年人都在忙著別的事情,忽略了對下一代的保護。可是,他們是我們的未來,這些孩子如果一個個都有心理問題,十年以後會發生什麼?影響的遠遠不是發生案件的孩子,會輻射到他們的生活中,他們的後代,他們的家庭,很多問題都會發生,甚至以我們無法想像的方式發生。”文晏說,“失職的是整個社會,哪怕一個人做到了他該做的事情,這些事情就可能會被叫停。”這就像,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